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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說法——住宅小區內車輛通行事故的裁判規則

案例一:

何某之子李某居住在郴州市蘇仙區A小區,該小區由B物業公司提供物業管理服務。2016年2月8日何某來到其子家,當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左右,何某躺在A小區停地下車場入口處的行車道上,案外人胡某駕車從停車場入口開出時,不慎將何某壓傷,造成何某左腳內、外踝骨折,右腳外踝骨折。何某傷后在資興市第一人民醫院住院治療40天,花醫療費15025.8元。其傷經湖南正宏司法鑒定中心鑒定為拾級傷殘。本次事故郴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隊一大隊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何某在車行道內坐臥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案外人胡某未按照規范安全文明駕駛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次要原因。后在交警部門的主持下,何某與案外人胡某就本次事故已達成調解協議,胡某已按調解協議賠償何某。

住宅小區內車輛通行事故的裁判規則-深圳物業管理進修學院

何某認為B物業公司未盡物業管理責任,未在停車場出、入口安置出入橫桿,未安排人員值守,未設置警示標志,對本次事故的發生存在過錯為由,要求B物業公司賠償損失,雙方由此發生爭議,何某將B物業公司訴訟至一審法院,要求判令B物業公司支付人身損害賠償金26414.2元。一審法院認為,本案事故經交警部門認定主要原因是何某躺在小區內的行車道內,次要原因是案外人胡某未按規范文明駕駛,未認定B物業公司對本案事故的發生有責,故B物業公司在物管工作中的不足與本案的發生并無直接因果關系,交警部門的事故責任認定正確,予以維持。因B物業公司在本次事故中無責,故何某要求B物業公司承擔其賠償責任于法無據。其次,當事人因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害要求賠償,其賠償范圍應限于其損失范圍,何某傷后已同案外人胡某達成調解協議,且胡某已按調解協議賠償何某全部損失,何某其余的損失應由其自己承擔。何某就其應承擔的損失再向B物業公司要求賠償,系同一損害重復主張賠償。綜上,何某要求賠償的訴請,無論從侵權的事實、因果關系及賠償范圍均與法相悖,故對其訴請,不予支持。一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六條、第十六條之規定,判決駁回原告何某的全部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460.35元,減半收取230.18元由原告何某承擔。何某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二審法院,B物業公司在答辯中稱B物業公司并未接管涉案地下停車場的管理,對本案事故沒有過錯,請求駁回何某的上訴。二審法院認為,B物業公司并不是本案事故的直接侵權人,本案爭議的焦點是B物業公司是否盡到了安全保障義務。基于何某未提供證據證明B物業公司是地下車庫的管理人,按照《侵權責任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何某要求B物業公司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沒有法律依據。二審法院維持了一審判決,駁回了何某的起訴。(本案二審民事判決書詳見“中國裁判文書網”湖南省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湘10民終213號)。


案例二:

2014年8月31日10時許,于某駕駛車輛在北京市大興區A小區B號樓西側將付某所有的寵物狗撞傷。8月31日至9月8日,付某攜帶寵物狗治療,共支付治療費5316.5元,并產生交通費和誤工費等損失。雙方就賠償問題無法達成一致,付某將于某和肇事車輛投保的保險公司訴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于某和保險公司賠償寵物狗醫療費5316.5元、誤工費1800元、交通費600元并承擔本案訴訟費。于某在答辯中指出:一是所駕車輛有交強險,賠償責任應當由保險公司承擔,不足部分再由自己承擔,二是因為寵物狗沒有養犬證,無法證明付某是狗的主人,且狗沒有栓狗繩,付某有過錯。保險公司在答辯中指出:肇事車輛投保有交強險和三者險,保額50萬元,事故發生在保險期限內,但不同意付某的訴訟請求。一是無法確認狗的所有權人,二是案件回執單顯示未確認雙方責任,付某的訴求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于某主張付某非寵物狗主人,卻未提交證據證明,法院不予采信;于某駕車將他人飼養的寵物狗撞傷,未盡到安全駕駛義務,而付某在小區內遛狗,一方面未提交證據證明其遛狗時進行了拴鏈束縛,另一方面未辦理養犬證,故法院認為付某在遛狗時疏于管理,未盡到應有的看管義務,雙方對損害后果各自承擔相應的過錯責任,付某承擔50%的責任,于某承擔50%的責任。對付某主張的寵物狗的醫療費的訴訟請求按照(5316.5*50%)2658.25元由于某承擔,對付某主張的誤工費和交通費,證據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對付某要求保險公司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請求,無法律依據,不予支持。一審判決后,付某不服原判,上訴至二審法院稱:1.該事故屬于機動車交通事故,應當由保險公司在交強險和三者險額度內予以賠償;2.交通費及誤工費實際發生,原審法院未予支持屬于認定事實不清,判決結果顯失公平,要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保險公司承擔上述損害賠償責任。于某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二審法院稱:1.原審法院認定付某是寵物狗的所有人存在明顯錯誤;2.即使認定損害賠償責任,也應當由保險公司承擔。保險公司同意原判,針對于某和付某的上訴請求,答辯稱:本次事故發生在小區內,而非發生在道路上,不屬于保險責任,交通隊也未對該事故認定為交通事故,請求駁回于某和付某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一是于某駕車將狗撞傷是否屬于交通事故范疇,二是于某、保險公司是否應對付某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針對是否構成交通事故的問題,二審法院認為,《道路交通安全法》中關于“道路”的具體解釋為,指公路、城市道路和雖在單位管轄范圍但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的地方,包括廣場、公共停車場等用于公眾通行的場所。本案中事故發生地點位于居住小區內,從現場照片可以看出,該地點系小區內的柏油路面上,應屬于小區范圍內允許社會車輛通行的范疇。事故發生后,交警部門未出警并勘查現場,上述情況并不能作為法院認定是否構成交通事故的法定依據。據此,法院對保險公司否認該事故為交通事故的主張,不予采信。針對于某和保險公司是否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二審法院認為,確定狗是否是主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從取得的途徑考慮,而非以是否辦理合法的養犬手續為前提。事發后,于某和保險公司并未就付某非狗主人,且其未提供的醫療票據不真實提供充分的相反證據,據此,法院認定付某為寵物狗的主人,于某和保險公司應當對付某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關于于某和保險公司應承擔的責任比例問題,二審法院認為,鑒于付某未辦理養犬證,且遛狗時未栓狗鏈,作為狗主人未盡到必要的管理義務,應對本次事故承擔主要責任,于某作為車輛駕駛人駕車時缺乏必要的注意義務,應承擔次要責任。基于此,二審法院確定付某承擔80%的責任,于某承擔20%的責任。由于于某所駕車輛購買了交強險,按照現有的責任分擔比例,于某應當賠償付某的損失1063.3元,未超過交強險的數額,故該損失應由保險公司予以賠償,付某的其他損失,經二審法院審查,理由不充分,不予采信。二審法院據此判決:一、撤銷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31號民事判決。二、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財產限額內賠付付某經濟損失1063.3元。三、駁回付某其他訴訟請求。(本案的二審民事判決書詳見“北京法院審判信息網”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終字第8575號)

案例三:

2015年5月15日凌晨2時30分許,江某喝酒后在福州市鼓樓區A小區內駕駛汽車,與鄰居B因停車發生糾紛,鄰居B報警后,公安民警在江某家中將其抓獲。經鑒定,被告人江某血液中乙醇含量為115.40mg/100ml。福州市鼓樓區人民檢察院以危險駕駛罪將江某公訴至鼓樓區人民法院。根據證人C(小區物業管理處主任)提供的證人證言,A小區由D物業公司提供物業服務,A小區沒有對進出小區的車輛收費,平時只對進出小區的貨車進行核查,其他私家車可以隨便進出,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江某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其行為已構成危險駕駛罪。鑒于被告人江某到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可從輕處罰。據此,以危險駕駛罪判處被告人江某拘役一個月,緩刑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

江某不服一審法院判決,向二審法院提起上訴稱:其酒后在小區內挪車位,不屬于在道路上行駛,且情節顯著輕微,不應認定為犯罪。二審法院審理后認為,上訴人江某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輛,其行為已構成危險駕駛罪。案發小區允許社會車輛自由進出及通行,該小區道路具有公共性,屬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規定的“道路”;上訴人江某酒后挪動車位的行為符合危險駕駛罪的構成要件,應以危險駕駛罪認定;一審已鑒于其到案后較好的認罪態度予以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量刑并無不當,江某的上訴理由不予采納。原判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條第一款、第三款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本案二審刑事裁定書詳見“中國裁判文書網”(2015)榕刑終字第940號)


案例四:

2015年7月19日12時50分左右,許某駕駛汽車在北京市西城區A小區內倒車時未仔細觀察車后情況,將被害人楊某撞到在地至傷,許某報警并與楊某家屬共同將楊某送至醫院。同年7月25日,楊某在醫院死亡。經鑒定,楊某系全身多處骨折致創傷性休克合并肺炎死亡。許某于同年10月14日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上述事實,同年10月26日被逮捕,后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將許某公訴至西城區人民法院。一審期間,許某于楊某的家屬就損害賠償達成和解協議。證人何某和丁某提供的證人證言顯示,事故發生道路是A小區內部道路,沒有交通標志。事故發生后,警察在現場出具了簡易程序處理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許某倒車承擔事故全部責任。

一審法院認為,許某過失致人死亡的行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利,已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依法應予處罰。鑒于許某案發后主動報警并積極搶救被害人,具有自首情節,且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協議,取得了被害人家屬的諒解,可依法減輕處罰。故判決:被告人許某犯過失致人死亡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

許某不服一審判決,向二審法院提起上訴稱其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原判量刑過重。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經查,在案證據顯示案發現場是封閉的小區道路,不屬于公共交通管理范圍,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不能依照交通肇事罪對許某進行處理。許某疏忽大意造成被害人死亡,其行為符合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構成要件,故其上訴理由缺乏法律依據,不予采納。二審法院駁回了許某的上訴,維持了一審法院的判決。(本案二審刑事裁定書詳見“北京法院審判信息網”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6)京02刑終309號)


二、案例評析

關于案例一:《侵權責任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賓館、商場、銀行、車站、娛樂場所等公共場所的管理人或者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因第三人的行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第三人承擔侵權責任;管理人或者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的,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根據《物業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四十六條第一款和四十七條的規定,物業服務企業應當按照物業服務合同的約定,提供相應的服務。物業服務企業未能履行物業服務合同的約定,導致業主人身、財產安全受到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對物業管理區域內違反有關治安、環保、物業裝飾裝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規規定的行為,物業服務企業應當制止,并及時向有關行政管理部門報告。物業服務企業應當協助做好物業管理區域內的安全防范工作。發生安全事故時,物業服務企業在采取應急措施的同時,應當及時向有關行政管理部門報告,協助做好救助工作。物業服務企業雇請保安人員的,應當遵守國家的有關規定。保安人員在維護物業管理區域內的公共秩序時,應當履行職責,不得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歸納上述規定,物業公司的安全保障義務,一方面來源于物業服務合同的約定;另一方面來源于法律法規的規定。其中基于法律法規規定的安全保障義務又分兩為類一是物業服務企業自身負有的制止違法行為、及時向有關部門報告、采取應急措施和協助有關部門做好救助工作等義務,二是物業公司雇傭保安人員,基于雇主責任所負的安全保障義務。從本案看,B物業公司并未實際管理地下停車場,對于停車場發生的第三人侵權引發的損害后果,無論基于物業服務合同約定,還是基于法律法規規定,都不負有安全保障義務。從損害賠償的填平原則角度看,本案的被侵權人何某已經基于交警部門的事故責任認定書的責任劃分,取得了案外人的全部損害賠償,自然就同一損害再次向B物業公司主張損害賠償自然就是重復行使權利了,因此一審和二審法院都未支持何某的訴求。

關于案例二: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條、第七十六條和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國家實行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不足的部分,機動車之間按照過錯責任原則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按照過錯推定原則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機動車一方沒有過錯的,除交通事故的損失由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故意碰撞機動車造成的外,承擔無過錯責任。“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雖在單位管轄范圍但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的地方,包括廣場、公共停車場等用于公眾通行的場所。“交通事故”,是指車輛在道路上因過錯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的事件。保監會2008年發布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規定,被保險車輛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責任的財產損害賠償限額為2000元人民幣。筆者認為,本案中一審法院對于某駕車撞傷付某寵物狗的行為未認定為交通事故,而是認定為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故對付某要求保險公司的訴訟請求未予支持的做法有待商榷。而二審法院結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上述規定,將案件案由改為交通事故糾紛,并在付某和于某之間重新劃分了責任承擔比例,基于新的責任承擔比例,侵權人于某承擔的賠償金額低于2000元的交強險財產損失賠償限額,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的規定,判令由保險公司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并無不妥。但筆者認為本案二審判決的瑕疵和關鍵點在于二審法院對事故發生地屬于道路的說理過于簡單且未切中要害。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條關于道路的規定,應當將小區的日常管理是否封閉、是否允許社會車輛通行作為判斷本案事發地是否屬于“道路”的調查和說理方向,而跟事發地地面是否是柏油路無直接關系。

關于案例三:根據《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有關危險駕駛罪的規定,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在筆者收集的18個有關小區內危險駕駛罪的判例中,本案是極少數討論小區內道路是否屬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條所限定的道路的判例,絕大多數判例對小區內道路和公共道路未作任何區分(例如(2015)大刑初字第890號、2014海刑初字第2096號等等)。筆者認為,小區內的道路是否屬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危險駕駛罪中的“道路”對于判斷危險駕駛罪罪與非罪至關重要,例如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2016)渝05刑終711號刑事裁定書和重慶市南岸區人民法院(2016)渝0108刑初82號一審刑事判決書就以封閉小區不允許社會車輛通行的小區內部道路不屬于危險駕駛罪中“道路”為由,判定被告人鞠人東無罪。而危險駕駛罪的罪與非罪決定著一個人是否有“案底”,未來職業和生活是否受影響。在醉酒駕駛是否應當有出罪事由正在熱烈討論的大背景下,區分不同“道路”的屬性就顯得尤為重要。

關于案例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規定,在實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圍內發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交通肇事罪)和本解釋的有關規定辦理。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圍外,駕駛機動車輛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傷亡或者致使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構成犯罪的,分別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二百三十三條(過失致人死亡罪)等規定定罪處罰。案發地小區道路的屬性則是區分了交通肇事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此罪與彼罪的關鍵點。本案中一審法院、二審法院基于犯罪發生地所在小區是封閉小區、不允許社會車輛通行這一關鍵點,正確的認定了本案的犯罪罪名。根據《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和二百三十三條的規定和本案的案情,交通肇事罪的量刑適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過失致人死亡罪的量刑適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從量刑角度看,顯然交通肇事罪要輕于過失致人死亡罪。本案被告人許某試圖在二審的上訴中改為交通肇事罪。但二審法院基于兩罪中“道路”的差別維持了一審判決,顯然是正確的。

三、溫馨提示

物業公司在住宅小區內發生車輛通行事故時,可以結合上述四個判例,按照《物業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四十六和四十七條的規定和物業服務合同的約定,制止違法行為、及時向有關部門報告、采取應急措施和協助有關部門做好救助工作,正確履行安全保障義務,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

此外,對于實踐中部分公安交警部門常常以小區內的道路不屬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稱的“道路”為由,拒絕對小區內的機動車輛通行事故進行認定。筆者在研究了近50個相關判例后發現,應該從以下兩個層面看待這個問題:一是小區內的道路是否屬于《道理交通安全法》中所認定的道路不能一概而論,需要結合具體小區的實際管理制度和管理現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判斷標準即是否封閉、是否允許社會車輛通行、是否有交警部門認可的交通標識和地面交通指示線等。對于采取刷卡方式進出業主機動車輛和發放臨時卡給訪客車輛的小區,以認定為封閉小區為宜。二是封閉小區即便不能認定為《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所認定的道路,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條和《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的規定,公安機關交通部門接到報案的,參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有關規定辦理。機動車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時發生事故,造成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賠償,比照適用《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物業公司在發現小區內的機動車通行中發生事故,仍然可以通過報警方式尋求交警部門的介入,業主和物業使用人之間發生車輛剮蹭、人身傷害的,依舊可以通過交強險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